雕塑故事：日本长崎《和平少女》雕塑

华森之后，便是华艺。华艺是中国建筑设计行业第一个中外合资的全股份制企业。经济核算方式为：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华艺是中国建筑设计行业首个中外合资的全股份制企业。经济核算方式为：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这样的体制，让陈世民没有束缚，可以最大潜能发挥才干。

说到华艺创业初始，陈世民遇到的艰难程度，绝不亚于刚投放到香港之时。甚至比那时的压力更大。因为角色的不同。在华艺，他是唱主角的，相当于一个人扛大梁。一方面要担任总经理，负责公司全方位运营；另一方面又要担任总建筑师，主持所有项目的设计，甚至处理施工图中的每一个细节。在人员上，华森那时候毕竟还有好几个经验丰富的同事，而且还有头儿，他只不过是个建筑师，只管分内的设计事情，相对单一，而华艺设计顾问公司却面临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既然是为他量身定制，那么，就是他一个人的舞台，他要唱独角戏的。唱得好坏，全看你老陈的本事了！

陈世民对华艺的最大贡献是什么呢？不啻是一个总建筑师的作用，而是一个公司的缔造者、组建者、领导者，他决定了公司的机构与管理模式，这是开创性的，对于早期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他摸准了石头，成功地过了河，而且在河对岸树起了一面大旗，猎猎作响，引人瞩目。

他将华艺公司跨香港和深圳两地，两边办公，两边受益。香港做窗口，深圳做基地，这便是华艺开始的模式，直到今天也是在沿袭这个模式。既适应香港和深圳的两地市场，也适合内部管理运作，确保公司有效运转。他还强调公司要按国际水准提供服务。

  多年以后，陈世民谈到华艺发展壮大的经验，最主要的一点还是管理机制：必须精干！华艺公司从创建之日起，就选择了不办大设计院、不搞重叠管理机构的新路子。公司领导既是管理者，又是生产者、技术骨干，均身兼二职，始终把优良设计和善于经营放在首位，同时，仅聘用必不可少的一职多用的行政人员，确保公司没有闲人。经营方面要按国际标准提供服务。尤其尊重业主意愿，讲求经济效益。

  华艺十五年走过的路，证明公司的架构是新型的，这个管理模式是陈世民在抓掉了一根根头发，一砖一瓦摸索着创立的。那里面浸透了他的浓稠心血！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不仅是个好建筑师，也是个好当家的，他的管理才干与设计才干同样杰出。

华艺在香港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中国建筑师和工程师没有签字权。也就是前面说过的资质问题。在深圳这边也面临一个资质问题。作为一个建筑设计部门，拿不到资质就没有签字权。你给人家设计建造一个项目，没有签字权怎么行呀！所以，拿到资质是当务之急。建筑设计顾问公司拿不到资质，就相当于医生开诊所不具备给病人看病的资格。

陈世民到建设部去为华艺争取资质。所谓资质就是一个甲级设计单位的证书。他找到当时建设部设计司的司长吴奕良。吴奕良说话不紧不慢，但却有着不可动摇的条文回拒他。他告诉陈世民，要想拿到资质，就要达到条件。你的公司要有4个注册建筑师、4个结构工程师、4个水电工程师，还要达到80个人的编制，只有具备这些基本条件了，才合乎规定，才能前来申请资质。

陈世民当时手下才七八个人，也就七八条枪。听吴司长这样一说，他脖子都涨红了：这是死的教条嘛。你不能要我一定配备80个人，没有项目，挣不到钱，我拿什么去养活这80个人啊？！

这番话将对方说得没脾气了。但吴司长还是说要按着规定办事，不能破例。陈世民就跟他磨，他讲了香港的方式，所有建筑师事务所都是几个人在做。都没有这些结构师水电工程师什么的，只有建筑师拿到了项目，做好方案，才会去聘其他项目经理做结构水电什么的。这些人是随时可以招到的。

陈世民见还是不能说服对方，他就搬出了当下正在着手做的这个大项目：日本奈良中国文化村。他问对方：你就说我接活不？这么大个项目，200万美元。如果你不给我批，我就没法干啦！你说我做不做吧，这是有国际影响的项目。

吴奕良终于被陈世民说服，破例给华艺开了绿灯，陈世民拿到了甲级设计公司的证书。

华艺成立后，打的翻身仗就是拿到了日本奈良的中国文化村项目。这个意义与南海酒店之于华森相差无几。而这两个关键性的设计方案，都是陈世民的力作，显示出他旺盛的创作力。

说到这个项目，还要从原子弹说起。众所周知，二战期间，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放了两颗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结束了战争，也结束了日本鬼子对于中国的侵略。向往和平，这是世界人民的意愿，也是长崎的意愿。20世纪80年代，胡耀邦去日本访问，到达长崎参观时，日本方面提出：请中国送一座关于和平主题的雕塑安放到长崎市的和平公园，胡耀邦爽声答应。回国后，胡耀邦就找人落实此事。具体任务便落到了中国雕塑组头上。

刘开渠和曹大澄分别为雕塑组的正副组长，两人自然是这次任务的主要参与者。他们先是带着雕塑家们去长崎考察，见到了那里的市长。长崎市长是位汉学家，长得很像中国人。他非常精通中国历史文化。此人思想进步，能从人性的高度去看待战争。他认为二次大战日本天皇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天皇不批准，东条英机再想发动战争，也搞不起来的。所以，在他主政期间，非常热衷去做一些有利于日中和平友好之事，有利于世界和平之事。尤其对中国雕塑家为和平公园做雕塑，他格外重视。他表示要放在公园最突出的位置，让到这里来的人一眼就能看到，以便让日中两国人民世代铭记和平。

《和平少女》这个雕塑，至今还耸立在长崎的和平公园。据说这是刘开渠组织了一帮人去搞的，其中就有潘鹤。那是1986年，《和平少女》石像专船运送到日本长崎国际和平象征区，潘鹤前往日本现场指导安装。另外制作1米《和平少女》石像作为国礼，陈列于长崎反原子弹博物馆。他还随同国家副主席王震出席剪彩仪式，并被长崎市民集会邀请为和平代表。

曹大澄认为能拿到奈良中国文化村的项目，是这个著名的《和平少女》雕塑的缘分。《和平少女》在长崎立起后，中雕公司便有了一点知名度。当时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教育参赞杨行虎找到他说，日本奈良计划修建一个中国文化村，你们搞古建筑也应该能行，你看看能不能承担设计中国文化村。

一听这话，曹大澄马上拍胸脯：我这儿就有建筑设计公司！保证没问题。

1986年7月初的一天，陈世民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的会议室里见到了日本客人。她是奈良日日新闻社东京本社的专务董事东海林洋子，一位很有气质的女士。他们坐下来后，商谈邀请中国房屋建设开发公司为奈良设计一个永久性的建筑——中国文化村，用以纪念奈良建县100周年、设市90周年。

东海洋子微笑着邀请陈世民去参加1988年4月24日至10月23日在奈良国立公园举办的“丝绸之路博览会——奈良88”。对陈世民而言，这真是一件令他兴奋的事情。他是这样写的：“获悉此事，我心情振奋，立即连夜起草大纲，构想建筑内容。奈良是日本文化古都，已有不少唐代建筑文化，且是国际旅游城市，因此，中国文化村一定应该具有中国传统建筑和文化特色，并拟选择含元殿作为文化村主题建筑，展现盛唐建筑风貌，与奈良古都建筑环境相协调，再次谱写中日两国人民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一个月后，陈世民和曹大澄还有曾汉文，一同登上飞机，赴日本奈良进行首次考察。他们一落地奈良，所到之处受到的欢迎是空前的。

陈世民没有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而是抓紧时间到现场察看测量建筑用地。用荒郊野地形容这块最初用地，似乎不够准确。这里有繁茂的树木，随地势起伏犹如绿浪。天空很蓝，有轻盈白云陪衬。在一片裸露黄土与乱石的凸凹地面上，还能看到一小片一小片的野花群，在倔强中绽放着金黄。这些细部，都被细心的建筑师用相机捕捉到了。

陈世民这位建筑师在接受任何一个新项目时，总是要亲临现场感受体验测量建筑用地，从年轻一直到年迈。他亲历现场如同作家贴近生活。他要根据这块用地来构思设计方案。看完用地，根据地形与周边环境，连夜绘制了一套以含元殿博物馆为中心的总体方案图。将设想具体化。日方对此深表满意。

此后，双方多次互访磋商，彼此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和信任，这种信任体现在后来的华艺发展进程中，那便是曾汉文退出股东之后，日日新闻社成了华艺新的合伙人，有力支持了华艺公司在海外的业务开拓。

1986年9月，中日双方在北京正式签订“奈良中国文化村建设委托书”。并通过全国电视台和报刊作了相关报道。10月底，陈世民向日方提供了全套意匠设计及透视图、模型照片。

奈良古称平城京，是一千二百年前的古都。奈良古城的规划是仿唐长安布局，按1：10比例建设的。公元634年，唐太宗李世民在长安城外东北高地龙首塬上修建著名的大明宫，大明宫的正殿就叫含元殿。大唐帝国举行盛大仪式，接见异国使者均在此举行，现仅存遗址。陈世民在奈良开始修建以含元殿为主题建筑的中国文化村，几乎也是在古代城市规划的相近位置上，这是一种历史与现实的巧合，这将中国文化村的历史意义彰显得非常突出。

这个项目在奈良引起了当地人的巨大关注。日本朋友认为：奈良有着极其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元素，是古代日本人对外交流的中心。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和鉴真大师东渡扶桑，是日本民族振兴史的原点，而奈良乃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终点。奈良至今保存大小唐风建筑一千余座。

日本报纸上说：唐代有个皇帝李世民建造了长安古城并将古城文化留在了奈良，现在又来了一个陈世民做中国文化村，这是一种天意的巧合。

李世民与陈世民，一字之差，一时间成了奈良的热词儿。

当时的建设部副部长叶如棠说：“一旦奈良的中国文化村建成，要看中国的盛唐建筑就得去奈良了。”

中国文化村得到中日双方政府高度重视和支持。中国国家领导人都不同程度地过问了这个项目，国务院总理还为之题词。这是日本本土由中国建筑师设计并承建的第一个大型工程项目，是中国走向世界、进入国际市场的端倪。

陈世民和他的团队花费了8年心血的作品，一经展开，犹如一幅高远深邃的历史画卷，以立体的感受铺展开来，携雷挟电，其恢宏雄阔和壮美令人震撼。

尤其中轴线的那个长而阔的直通含元殿的大台阶，将千年华夏历史，盛唐帝王气脉，席卷而来，极具冲击力。

最初构想中，犹如迪士尼中间要设立一个古城堡一样，在中国文化村中心位置搞一个主题建筑含元殿。含元殿是唐代名殿，可惜早已被历史云烟淹没，在西安已寻不到蛛丝马迹。日方希望按原尺度80%的比例重现历史真迹。复原含元殿意义重大。陈世民得知建筑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傅熹年一直在致力于含元殿的研究，是这方面卓有成就的专家，便登门拜访。

为了这个项目，陈世民他们先后完成了200多张施工图，并做了模型。

他对含元殿的功能方面加以说明：第一组是以含元殿为主体作为展示中国历史文物，文学艺术和风土人情的博物馆；第二组以唐代西安西市命名的商业贸易市场；第三组是以长城为主线引导的饮食、娱乐设施……通过这几组建筑，从不同侧面展现一幅生动形象的中国文化风俗画卷，使之成为兼具现代生活特色的东方游乐园。

既古典，又现代，既东方，又西方，从形式到功能，从文化到娱乐，从游玩到饮食，简直就是打造了一个现代人生活的人间天堂。而建筑外在造型又是一种盛唐神韵：宽阔的高台，花砖铺砌的龙尾道，“飞重檐以切霞”之正殿，带平座的副阶，阙状的“翔鸾、栖凤”阁，舒展的两翼飞廊，唐式的细部和色彩，展现了浓郁的唐代建筑风貌。

总之，奈良中国文化村其规模巨大，文化内容极其丰富，历史与现代元素兼具，是一项综合性极强的项目，远远超出了单纯建筑设计的范围。

陈世民为设计中国文化村付出了巨大的辛苦。8年做方案，是他从事建筑设计半个多世纪以来，花费精力最大，耗时最多的作品。抗日战争不也是8年嘛，这种巧合有点耐人寻味。

为了设计这个项目，光奈良就跑了多少趟？他算了算至少15趟，还不包括后来去的。这是一次马拉松式的设计。

他感叹道：“8年来我们每时每刻都期望它早日建成。从1986年起，华艺公司的陆强、林毅、罗清、徐显棠、盛烨等诸位建筑师作为我的主要助手，都曾长期地为文化村进行工作，花去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大家都由衷地希望能为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谱写一曲新的篇章。”

令人遗憾的是，这个项目最终没有建成。陈世民的8年心血与期盼，只是做了一个作品，而没有成为落地产品。

任何建筑师都少不了会有这种停留在图纸上的建筑，只不过多少而已，有些并不是建筑师水平多高所能决定的，有些建筑师并不一定满意的作品，却建成后反应不错，为其带来声誉，而建筑师最满意，最能体现建筑师水平的设计，却只能锁进抽屉，这是职业的悲情吧。

据悉，奈良中国文化村没有建成的主要原因还是日本经济突然间低迷所致。

（节选自《大建筑师》，原篇刊于《中国作家》纪实版2016年第9期。）